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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适度补偿的具体标准，似难进行严格的一致性规定，因为既是补偿，则属双方自愿行为，公权力一般无法也不便介入，另外，若对补偿不作任何限制，过度进行商业化操作，否定论者的担忧则可能会成为不愿面对的现实，所以，鼓励利他代孕，合理确定补偿限度是需要深入探讨的技术问题。

除此之外，《宪法》在其他地方还间接谈到公职人员可能承担的政治法律责任。（一）规范基础 如上所述，公职人员权力责任制在现行《宪法》上的规范基础主要是第27条第2款、第3款，以及第5条。

《政务处分法》第3条只保留监察机关发现公职人员任免机关、单位应当给予处分而未给予，或者给予的处分违法、不当的，应当及时提出监察建议的规定。[44]《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1页。邓小平对此有更为全面深入的论述。[9] 上述理由都将《政务处分法》所设置的双轨惩戒制度视为一种立法工作和立法技术上的安排，确有道理。工业也好、手工业也好，都要有责任制，没有责任制不行。

作者简介：屠凯，法学博士，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41]而在一段时间内，工厂的责任制还没有落实到像农村那样，工人对工厂制度的改建和建设，还没有像农民那样关切。附属说认为，行政检查乃是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决定的阶段性或者辅助性行为。

第三，大数据分析的逻辑是通过统计过去预测未来，以过去的经验评价未来的行为，其分析结构可以简化表达为：因为X1过去+X2过去+X3过去……+Xn过去=Y现在，所以X1现在+X2现在+ X3现在……+Xn现在=Y未来。[50]当行政机关作为信息控制主体时，其与技术企业展开合作，在后者的技术支持下深度挖掘已掌握的海量数据，所描绘出信息主体的人格画像比私人网络平台更深入彻底。[16]参见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环办厅〔2016〕23号，2016年3月8日发布。所以，包括大数据检查在内的非现场检查并不具有相较于现场检查的优先性，应当从行政检查的具体任务出发，在具体情形中选择不同的检查方式。

所谓的自动化决策，按《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3条第2项规定，是指通过计算机程序自动分析、评估个人的行为习惯、兴趣爱好或者经济、健康、信用状况等，并进行决策的活动。四是通过数据进行涉稳、涉恐分析。

关键词:  大数据 行政检查 依法行政 自动化行政 近年来，数字化转型或数字化改革成为行政领域的主要任务，它不仅涉及行政流程的自动化改造、统一的数据平台建设等基础工作，更重要的是思考如何利用数字技术赋能国家与社会的治理，[1]其中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尤为引人注目。检查的作用在于防止和矫正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查明是否违反法律和法规，以及提供情况作为采取决定的依据。独立说则认为，行政检查并不依附于其他行政决定，王名扬先生曾谈到行政检查具备与其他行政行为不一样的作用，检查是行政机关通过直接观察取得信息的方法，是一种广泛应用的行政技术。[33]参见章剑生：《现代行政法专题》，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8-89页。

基于同样目的，行政机关对已掌握的海量数据进行挖掘分析，进行风险评估和预警，此种预测挖掘方式也理应归类于行政检查，可称之为大数据检查。另外，实践中常将数据预测活动称之为风险预测的原因在于，面对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如果直到危险出现之后行政机关才介入未免为时已晚，只有从早期对这些潜在的危险源有所行动才可避免法益的损害。文章来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该办法第76条授权行政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对行政相对人遵守法规和规章的情况实施行政检查，并围绕行政检查进行了程序设计：不仅要求行政机关制定和公布年度行政检查工作计划、制定和公布随机抽查事项清单，还要求在投诉举报类个案中必须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

[34]在王阿兰诉温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交通行政检查案中，法院认为，温州交警支队四大队在道路上设卡检查违法车辆，系履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职责的行政检查行为……该交通行政检查行为是否合法，是否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害，属于人民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正如何帆所言，法官需要的智慧和智能，第一要务还是辅助和服务法官办案，而不是替代司法裁决、淘汰办案法官。

[32]在此基础上，有学者对行政检查情形作出了区分，若行政机关基于特定的行政目的为行政相对人设定了必须履行的义务时，行政检查对行政相对人有法效力，是一个独立的行政决定，否则仅构成事实行为不具有法效力，产生的法效果并非检查本身直接产生。[28] 已有相关研究都将诸如电子监控这样的摄像、录像等技术直接放在行政处罚之下讨论，即以自动化设备采集、记录的数据为标准完成调查取证，进而对违法行为人作出处罚。

履行行政检查职责的行政机关在与技术公司共同建构模型时，应当邀请多方主体参与，包括但不限于网信部门、工信部门、公安部门，有条件的还应当邀请专门的数据官员，以确保分析模型的可靠性。[45]如果说公共视频监控的广泛应用，意味着政府部门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正在经历‘由强制到监控的转型，[46]大数据分析的铺开，则意味着全息社会的建立。[29]参见《行政处罚法》第41条。数字时代的行政法既要满足形式合法，也要追求实质合法，依法行政对行政检查提出的法律保留、程序规范和实体规范要求对大数据检查同样适用，可在此基础上进行数字化调适构造。[12]参见赵炜：《公安改革40年：历程、经验、趋势》，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8页。[39] 在我国刑事领域的相关讨论中，也有不少对大数据侦查所利用的预测模型的批评，主要的意见是：第一，预测模型依赖的类案特征数据的规模化严重不足，尚有大量的社会数据信息、行业数据信息和非结构化数据无法得到有效的整合、共享和利用。

[3]后一种数据治理依赖于大数据挖掘技术，通过收集、分析、挖掘海量的数据得到关联性结论。法律价值上，大数据检查作为自动化行政之一种，必然缩减传统行政程序环节，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权利被大幅压缩，实体上落入全面监视、深度人格画像、始终得为过去担责的境况，因此其尊严被严重减损。

行政机关共享数据，同样应当基于履行法定职责的目的，限于实现该目的的必要范围内，实践中公共数据按照共享属性分为无条件共享、受限共享和不共享三大类，尤其受限共享类数据在共享时应当严格遵守内部的审批程序规定。感应式检查和大数据检查都依靠自动化设备进行，前者由设备完成信息采集、识别确认再经人工审核，而大数据检查由设备汇集数据、分析数据、预测结果，行政机关根据预测结果再进行处置，所以两者都属于自动化行政。

[62]参见谢澍：《人工智能如何无偏见地助力刑事司法——由证据指引转向证明辅助》，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第114页。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角度而言，要求行政行为有法的授权是最基本的要求，因为行政检查本身会对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不利影响。

[27]参见章剑生：《现代行政法专题》，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9-91页。对于行政检查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既体现在单次检查时应尽量采用对行政相对人权益限制较小的方式，例如，能通过查阅、询问等查明情况的，尽量不采用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40]此外，在我国司法实务中也引入了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例如北京的睿法官智能研判系统、上海的206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贵州的法镜系统、海南的量刑规范化智能辅助系统以及浙江的凤凰智审等。[50]吕炳斌：《个人信息权作为民事权利之证成：以知识产权为参照》，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4期，第55页。

[49]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自动化处理技术可以勾勒出自然人的人格画像，使人成为分析的对象，这会令人在精神上感到不安，也会有损人的尊严。技术上，数据原料的供给是否达标和模型建构的逻辑演绎是否经得起检验都存有疑问。

比起信息主导警务只关注数据的采集和维护，情报主导警务更注重数据的收集、评估、整理、分析、共享等全流程作业，其中数据分析占据核心位置。[52]面对时时刻刻的大数据分析，主体感受到的始终是被管制而不是被服务，此时发生了数字化异化，而相对于其他形式的异化，数字化异化的方式更‘润物细无声，人被异化的过程也更加隐秘和绵延，个体往往在不知情的情形下就被精准识别、精准应对和高效异化。

一、大数据检查：一种新型的行政检查方式 虽然传统行政也关注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但囿于技术，尚不能全时间、全方位、较为精准地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往往是对已经出现的嫌疑或危险采取经验性应对。[2] 数据治理包括对数据的治理和利用数据治理，前者关注数据的质量和安全，后者是以数据分析的方式为政府的决策和行动提供支撑的一种机制，这样的治理机制在大数据时代越来越普遍。

[15]照此逻辑，即便是将来可能服务于刑事侦查的警务预测也应当在行政法的框架下进行研究。[64]可见，如何通过数字化促进依法行政是行政法的新命题，但促进也意味着坚守，得时刻关注数字化改革背后的变与不变，变的是行政机关的组织形式、程序设计、行为方式，不变的是法治国家对依法行政提出的基本要求。《广东省行政检查办法》第3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行政检查，是指行政执法主体依照法定职权，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下称检查对象）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和执行行政命令、行政决定的情况进行了解、调查和监督的行为。[9]按数据挖掘的时间指向不同，也可将第一类和第二类合并称为回溯挖掘，第三类则对应地称作预测挖掘。

[11]洪磊、朱晓峰：《国外情报主导警务研究综述》，载《现代情报》2019年第11期，第169页。[21]参见章剑生：《现代行政法专题》，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5页。

此外，数据质量决定着大数据检查的精准度，所以在数据收集阶段就应当按照统一标准进行，从其他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共享获得的数据则面临着严峻的质量管控难题，为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时效性和可用性，行政机关应当时刻进行清洗和评估验证。基于此种理解，行政检查并不被重视，受关注的仅是最后作出的决定，行政检查被视为作出决定的过程或者程序行为。

《浙江省行政程序办法》第76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法定职权，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情况实施行政检查。[35]另外，大数据检查和感应式检查也存在相通之处，在大数据检查过程中，和电子监控抓拍一样需要不断收集、感知被检查对象的数据，但电子监控抓拍本身也只是事实行为。